從蘇區運往中央的黃金被劫,毛主席有苦說不出,18年後,嚴令徹查

1. 從蘇區運往中央的黃金被劫,毛主席有苦說不出,18年後,嚴令徹查

老覃在前年寫了《毛主席視此人為死敵,在解放戰爭末期發下指令:務必將其活捉》一文,講的是1949年3月,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從西柏坡前往北京,開始籌建新的人政權。 所謂建國在望,諸事千頭萬緒。 但在這個時間點上,毛主席專門召見了被任命為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兼江西軍區政委陳正人,要他回到井岡山地區活捉「活閻羅」肖家璧。 毛主席說,「他是革命的死敵,也是我的死敵」!

遙想當年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時候,肖家璧充當了蔣匪軍的幫凶,大肆捕殺參加革命的群眾,反覆點火焚燒大小五井、茨坪等地方,血洗井岡山,還在紅軍撤出井岡山後,佔據了井岡山近二十年,為害一方,不可一世。

毛主席一直牢牢地記住這一筆賬。

1949年,是該清算這筆賬的時候了。

此外,還有另一筆賬,同樣讓毛主席有過噬骨蝕心之痛,一直都無法釋懷。

這,就是發生在1931年的「中共黃金大劫案」!

話說,1931年9月中旬,黨史上的第二個臨時中央在上海誕生。

在這年初冬,處於白色恐怖中的臨時中央急需經費開展革命活動。

2. 從蘇區運往中央的黃金被劫,毛主席有苦說不出,18年後,嚴令徹查

主持臨時中央工作的博古一方面伸手向共產國際申請援助,一方面發密電到瑞金,要中華蘇維埃政府火速撥款。

共產國際的援助是遠水難解近渴,主要還是靠蘇區政府解決問題。

蘇區的經濟也是捉襟見肘。

但毛主席拍板:全力支持臨時中央,一次性撥給臨時中央黃金120兩。

這些黃金是通過打土豪沒收來的,零零碎碎,不易攜帶。

時任中華蘇維埃政府財政人民委員(相當於如今的財政部長)林伯渠,請金匠把它們重鑄成每根重10兩的金條,共12條,裝入量身定做的白銅小盒裡,用錫焊封死盒口,交由地下交通員逐級傳遞,傳往上海。

3. 從蘇區運往中央的黃金被劫,毛主席有苦說不出,18年後,嚴令徹查

黃金是從1931年11月6日送出的,沿途要經過南平、福州、溫州、金華、杭州、松江等6個地下交通站。

即黃金由第一個地下交通員從瑞金帶出,之後經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個地下交通員的手完成交接,最終由第七個地下交通員帶到上海。

但是,時間過去了40多天,臨時中央還沒收到這批黃金。

從12月22日起,臨時中央一共向蘇區發了五封催詢電報。

到了1932年元旦,蘇區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最終確認,黃金已經在運輸途中被劫了。

但是,在那種嚴酷的革命環境下,蘇區政治保衛局根本無力偵破此案。

因為臨時中央沒能收到這批黃金,原計劃為配合“一·二八淞滬抗戰”而舉行的日資產業大罷工宣告流產;九名被捕的同志因沒法營救而慘遭殺害;三名傷病的地下機關同志缺醫少藥遺憾離世;四名犧牲烈士的家屬未能獲得組織及時的經濟救助流落街頭,最後失蹤……

毛主席為此痛心疾首。

新中國成立了,這個案子應該徹底查清了。

毛主席指示公安部長羅瑞卿組織精幹人手進行調查。

當時,上海市公安局組建有一個名為“懸案調查辦公室”(簡稱“懸辦”)的臨時辦案機構,下設六個調查組。

羅瑞卿把這起案件命名為「特費失蹤案」,交給「懸辦」第三組著手調查。

第三組共有蔣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鄔泓四名偵查員,其中的蔣文增為組長。

由於案子已經過去了18年,時過境遷,物是人非,要破此案,還得從傳遞黃金的第一位地下交通員查起,然後再順藤摸瓜,找出黃金被劫的節點。

第一位地下交通員姓甚名誰,現在身居何處呢?

四人前往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索要答案。

林伯渠見到他們後,發了一聲長歎:「如果鄧發同志還在,案件查起來會容易一些。 ”

老覃在前年寫過《畢卡索送毛主席一幅畫,這幅畫因飛機失事而消失,見過它的人不多》一文,文中提到,鄧發和博古、葉挺、黃齊生等人一同遇難於1946年4月8日的飛機失事中了。

林伯渠的言下之意,是鄧發當年雖然未能偵破此案,但已經掌握到了黃金丟失的節點了。

但是,眼下沒有辦法,只能從第一位地下交通員查起了。

林伯渠當年只負責撥款、鑄金,安排交通員運送黃金的事不歸他管,他只知道瑞金派出的那個交通員姓秦。

嗨! 天下姓秦的人多了去了,哪裡去找?

林伯渠跟著又提供了一條非常有用的線索:這位姓秦的交通員曾經是高自立的警衛員。

高自立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了中共中央冀察熱遼分局委員兼財經委員會書記。

四人馬不停蹄,立刻奔赴東北,找高自立。

幸虧四人辦事俐落,行動迅速,他們趕到瀋陽的時候,是1949年12月26日。

而高自立患病住入了醫院,病情危急,去日無多。

實際上,高自立在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

話說回來,四人見到高自立的時候,高自立的腦子還算清醒,準確地告訴他們:警衛員小秦,名朴,江西萍鄉人,現在解放軍第十三兵團任職。

四人看到高自立的病情如此嚴重,愈加感到了時間的緊迫性,馬上調頭趕往十三兵團的駐地廣西南寧。

不得不說,革命是一個大熔爐,當年高自立的警衛員小秦,現在已經成長為了一名堂堂的副師長了。

秦副師長對於18年前的那樁特別使命印象深刻。

他說,他當時對外身份是瑞金城內「盛福飯莊」的跑堂,為了執行這項任務,他製造了一次假工傷,以「去南平找名郎中李沖一治療」為由,帶著要運送的物品騎馬離開了瑞金。 一共走了6天,才抵達南平,並順利找到了接頭人——南門關帝廟的廟祝。

他說:「我並不認識那個廟祝,只是在和他對上暗語後,把東西交給了他,收下了他遞過來的憑證,就匆匆返程了。 ”

四位偵查員都急了,讓他好好回憶一下那個廟祝是怎麼一個人。

秦朴苦想了半天,只記得對方是個中年人,相貌中等,身材中等,僅此而已。

看來,線索到這裡就中斷了。

當晚,蔣文增向上海掛長途電話彙報這一令人泄氣的情況時,卻從“懸辦”處得到了一個好消息:“懸辦”已經調取到了當年中央保存下來的絕密檔案,找到了18年前負責運送黃金的前面六名秘密交通員的姓名、籍貫、年齡等資料,單單缺少了第七名交通員的資料。

那麼,問題就出在第七名交通員的身上了。

原來,由於這批黃金從江西送往上海得經7個地下交通員之手,這裡面有一個交接驗核的過程,交割成功后,下線交通員得給上線交通員一個確認收貨的憑證。

前面秦朴也說了,他把東西交給了廟祝后,從廟祝手裡拿到了一個回去要上交給組織的憑證。 但他並不知道這個憑證是啥。

其實,這是個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上面刻了一個由林伯渠親筆書寫的“快”字。

4. 從蘇區運往中央的黃金被劫,毛主席有苦說不出,18年後,嚴令徹查

這個“快”字一共有七畫,被分割成了七塊,每塊只有一個筆劃。

秦朴從廟祝手裡得到的是“快”的第一筆:點。

他當然看不出這是什麼東西了。

“懸辦”負責人告訴蔣文增,作為憑證的“快”的前面五筆:點、點、豎、橫折、橫、撇,都收回來了,獨獨缺了最後的一筆:捺。

這就說明,黃金就是在第七個交通員手裡丟失的,案子就得從這個交通員身上找突破口。

於是,四名偵查員跳過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名交通員,直接到杭州找第六位地下交通員。

這位地下交通員名叫劉志純,他與第一位交通員秦樸比較起來,混得比較慘。

他的直接領導人在革命鬥爭中犧牲,他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脫離了黨籍,成為了一個普通老百姓,在一家竹行做店員。

面對偵查員的調查,他無比高興。

因為,這就意味著他的革命經歷得到組織的肯定了。

他眉飛色舞地說:「那次跑交通的經過我記得清清楚楚,那可是我最後一次為組織上效力。 ”

5. 從蘇區運往中央的黃金被劫,毛主席有苦說不出,18年後,嚴令徹查

接下來,他整理了一下思路,回憶說:“我是在1931年12月2日接到任務的,我在當天晚上十一點多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夜班火車,第二天上午七點抵達了松江。 下了火車後,我按照上級的指示去『漢源棧房』等候接頭人。 在客棧住下后,下午四點左右,我踱出房間,在客棧登記處跟客棧老闆、帳房先生閒聊,耐心地等待接頭人。 不多會,門外進來了一個人,三十五六歲,身穿黑色棉袍,問帳房是否有一個杭州來的竹行先生到客棧入住。 我估摸他就是接頭的下線了,就拱手對他說’我是杭州茂福竹行來松江出差的,你要找的人可是找我? ‘他打量了我一下,點了點頭。 我就帶他去我的房間。 在房間裡,對上了暗語。 我把東西交給他,他把交割憑證交給我,又點了點頭,一聲不吭,拎起那個白銅小箱子走了。 ”

顯然,和秦樸不瞭解和他交割的廟祝是什麼人一樣,劉志純也不瞭解和他交割的這位黑衣人是什麼樣的人。

不過,偵查員胥德深從劉志純的描述中注意到一個問題:黑衣人走進的“漢源棧房”時,客棧老闆和帳房並不認識他,說明他並非松江本城人,而是來自於外碼頭。 那麼,他來到了松江,應該入住了松江的某一個旅館。

要查這個黑衣人的來歷,可以從旅館的旅客入住登記帳本裡查。

於是,四人一同奔赴松江。

通過在當地詢問,得知18年前松江城裡有五家旅社—一“漢源棧房”、“清福閣旅館”、“邢天華客棧”、“九峰三泖旅社”和“大福祥旅館”。

“漢源棧房”和“邢天華客棧”已經關門倒閉,“清福閣旅館”、“九峰三泖旅社”和“大福祥旅館”都還保存有至少三十年的旅客入住登記帳本。

四人查看了這三家的旅客入住登記帳本在1931年12月2日、3日那兩天的記錄,只有松江本城的“富貴糕團店”的老闆周德沖在“大福祥旅館”訂過一個房間,“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閣旅館”兩家旅館那兩天並沒有客人投宿。

由於周德沖是本地人,與那個黑衣人的外地人特徵對不上,可以排除。

另外,根據劉志純的描述,黑衣人並未入住「漢源棧房」,那麼,黑衣人當年是否入住了「邢天華客棧」呢?

問題是,「邢天華客棧」已經關門倒閉了,沒有了帳本,沒法再往下查了。

怎麼辦?

眼看春節快到了,四人簡單商議了一下,準備返回上海,等過了春節再作計議。

動身返滬之前,偵查員胥德深對蔣文增說,這邊的松江軍分區司令部有他一個叫杜複明的山東老鄉,是司令部的參謀,很久沒見過面了,想去看看他。

於是四人同去軍分區司令部拜訪杜參謀。

杜參謀為人豪爽,在家裡設宴盛情款待。

雖然燒炒的都是一些家常菜,卻烹飪得非常美味。

四人讚不絕口。

杜複明得意之餘,喚出家裡的廚師老柏來跟客人見面。

四位偵查員熱烈邀請老柏入席同吃,輪流向他敬酒。

一桌人吃得興高采烈,不亦樂乎。

但是聊起到案情的進展,四位偵查員不免愁眉苦臉,唉聲嘆氣。

老柏呷了口酒,非常肯定地說:“那年頭松江還有一個可以住宿的地方,你們調查漏了它。 ”

還有可以住宿的地方沒查?

四個偵查員酒醒了一半,都盯著老柏看。

老柏把杯中的酒一仰而盡,說:“松江城裡的’松金青中心保安團’司令部曾向’江蘇省保安總部’申請在司令部內設立了一家有50張床位的招待所。 招待所對內營業,社會人員嘛,只要有保安團連長以上熟人介紹,也可以入住。 你們說的18年前…… 那就是民國二十年,我在松江的『富春樓』當大廚,經常被保安團司令部請去幫忙做菜,知道保安團司令部里有這樣一個招待所。 ”

保安團是國民黨的機構,當然已不復存在了。

但是保安團的資料應該還保存在松江專區公安處。

偵查員取消了返滬的主意,決定到松江專區公安處尋找這個保安團的相關訊息。

專區公安處的檔案室里果然還完好無損地保存著保安團司令部內部招待所從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員登記資料。

偵查員沒費多少功夫就翻查出了民國二十年12月初那幾天的住宿人員記錄。

查那年12月1日至5日的記錄,入住的非軍人旅客一共只有三個,其中兩個是一對夫婦,是來自南匯縣周浦鎮上的醬園老闆老先生和他的太太,入住擔保人是保安團副團長厲友光;另一個單身旅客來自上海,名叫梁壁純,其擔保人是保安團營長郭洪順。

值得注意的是:梁壁純於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離開。

那麼,這個梁壁純是不是和劉志純接頭的黑衣人呢?

梁壁純並非松江人,松江專區公安處沒保存有他的檔案資料,但有郭洪順的資料。

郭洪順的個人檔案顯示,他是保安團第一營營長,江蘇省金山縣人氏,1933 年因瀆職被解職,去向不明。

郭洪順和梁壁純是什麼關係呢?

從郭洪順出具的擔保函上可知,梁壁純是郭洪順的族叔郭北昌在上海所開的“祥德源國藥號”的店員,是來松江“余天成中藥堂”聯繫採購中成藥的。

那麼,要查明梁壁純是不是和劉志純接頭的黑衣人,就只有從郭洪順的族叔、中藥店老闆郭北昌的身上入手了。

四名偵查員感到事不宜遲,登上了返回上海的火車,前往上海市衛生局調查到“祥德源國藥號”的情況。

查出的結果讓人失望:郭北昌已於1941年9月因病去世,“祥德源國藥號”也於該年10月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請註銷獲准,於10月23日正式歇業了。

難道,線索就這樣斷了?

不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祥德源國藥號”雖然不復存在了,但到它的原址或許還是可以打聽得到的一些東西的。

四人到「祥德源國葯號」的原址附近找年長居民打聽梁壁純的情況。

這一打聽,有了驚人的發現。

有一位年近六旬老翁說,「祥德源國藥號」的確有一個姓梁的店員,嘉定人,炮製處理中藥材和按方抓藥都是一把好手,但在某一天突然失蹤了。

“突然失蹤”這四個字更加堅定了偵查員的推測:這個梁壁純就是他們要找的地下交通員!

那麼,就必須想方設法找出梁壁純的下落來。

梁壁純是嘉定人,嘉定可是個大縣,光城鎮就有好幾個,到哪兒找呢?

這可是個大問題。

偵查員兵分兩路,一路是蔣文增、鄔泓去查原法租界公董局留下的商業檔案,查詢“祥德源國藥號”向公董局申請變更時遞送的材料,看看有沒有可能從中找到梁壁純在嘉定老家的詳細住址;一路是尋找當年與梁壁純在“祥德源”共過事的那幾個藥工師傅,希望能從他們口中打聽到梁壁純家裡的一些什麼事。

但是,這兩路調查全都一無所獲。

那麼,只能向嘉定縣公安局尋求説明了。

嘉定縣公安局的徐副局長很熱心,也很有辦法。

他說:「這樣吧,我讓縣工商聯集中縣城中藥店鋪的老闆、帳房、老藥工師傅,開個座談會,看看誰認識這個曾在上海法租界『祥德源國藥號』工作過梁壁純。 ”

不得不說,這個辦法真是好!

嘉定“積福堂中藥店”創始人的陸積福時年73歲,身體健碩,精神狀態很好,他在座談會上剛一聽到梁壁純的名字,就笑了,說:“梁壁純就是從我們’積福堂’出去的,他是我收的第一個學徒。 ”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從陸老爺子的口中,偵查員得知梁壁純家住嘉定南門外,其妻貞姑是黃渡鎮人,他們共生育了三個子女,一家四口在民國二十年左右搬到了上海浦東洋涇鎮。

這回,偵查員按圖索驥,毫不費勁地在洋涇鎮上找到了化名為“申繼谷”的梁壁純。

面對偵查員的調查,梁壁純沒有絲毫隱瞞,痛痛快快地說出了當年運送黃金的全部經過。

原來,當年法租界「祥德源」老闆郭北昌的胞弟郭鬥昌是一名優秀的中共地下黨員,梁壁純被他發展成為了黨員。

郭鬥昌犧牲於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義中,粱壁純因為工作出色,成為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員。

1931年11月底,梁壁純接受到一項任務:到松江的「漢源棧房」接運一個白銅小箱。

向他交代任務的上級嚴肅地對他說:人在物在! 物丟,要掉腦袋!

梁壁純不敢怠慢,於1931年12月1日清晨離開了上海,於12月3日下午在松江 「漢源棧房」接到了要送運的小銅箱。

但是,在攜貨返滬時,出事了。

他是在1931年12月4日上午繞道青浦走水路返滬的。

從青浦走水路前往上海,先沿大盈江行駛,在白鶴鎮拐入吳淞江往東,最後在上海市區西側的曹家渡輪船碼頭下船。

6. 從蘇區運往中央的黃金被劫,毛主席有苦說不出,18年後,嚴令徹查

12月4日晚上九點,他在青浦上船;到了曹家渡輪船碼頭下船的時候,是12月5日早上六點。

下船後,天色未明,天氣很冷,路上幾乎看不到行人。

他在曹家渡橋叫了一輛黃包車,吩咐拉往法租界住處。

他萬萬沒有料到,這個黃包車夫竟然是個劫匪。

過渡橋時,黃包車夫的兩個同夥不知從哪兒竄出來,把一團散發著藥味的紗布蒙住了他的口鼻,使他失去了知覺。

他醒過來時,發現是躺在了曹家渡大旅社的一個客房裡。

原來,劫匪只是求財,並不想弄出人命,用迷藥把他迷倒後,送到了曹家渡大旅社來了。

為了讓這件事有個交待,他讓曹家渡大旅社的老闆蔣博捷、管事的經理樂書秋出具了一個自己被迷昏後送到旅社的書面證明,一式兩份,雙方各存一份。

結付了房錢,離開旅社後,梁壁純想起了領導說的“人在貨在”的話,覺得就算有這份文書,也脫離不了幹系。

思前想後,他決定一不休、二不做,回嘉定接了妻兒,改名換姓,找個沒有人認識的地方隱居起來。

梁壁純交待完畢,指點偵查員在他家灶膛下挖出了一個陶瓷藥罐里,說:“藥罐裡裝的就是曹家渡旅社當年出具的證明。 ”

為了印證梁壁純所言不謬,四位偵查員於1950年3月5日前往曹家渡調查。

“曹家渡大旅社”還在,人員也沒怎麼變換,經理樂書秋果真拿出了另一份證明材料。

那麼,那批黃金就是被黃包車夫和兩個同夥劫走了。

可惜的是,事發時是冬天的早晨,天氣冷,光線暗,當然,主要是時間相隔太過久遠,梁壁純和“曹家渡大旅社”的店員都說不出黃包車夫和他那兩個同夥的相貌特徵。

7. 從蘇區運往中央的黃金被劫,毛主席有苦說不出,18年後,嚴令徹查

偵查員想來想去,覺得只能到當年偵查過此類案件的國民黨上海市員警局的刑警或者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的捕探那裡尋找線索了。

1950年3月8日,共有18名有過20年以上從警經歷的原法華、普陀員警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舊刑警受邀到長寧公安分局座談。

偵查員剛剛說起民國年間發生的黃包車夫搶劫案,這些老刑警齊聲說,這種事,太多了,根本查不過來。 時間已經過了18年了,要找出你們說的那個黃包車夫,無異是大海撈針。

偵查員的心都沉了下來。

然而,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4月7日,「曹家渡大旅社」的經理樂書秋來找組長蔣文增反映情況。

他說,旅社的職工裘青當年是個茶役,見證了劫匪用黃包車拉梁壁純來店的全過程,他說他前天晚上睡覺時做夢,夢中見到了那輛黃包車的“大牌照”號碼,是300169,可以根據這個牌照號碼去查一查。

本著死牛當活馬醫的原則,偵查員就根據這個牌照號碼去查。

一查,這個牌照號碼為300169的黃包車的車主是公共租界北京路上的“雲間跳舞學校”老闆曹勝林。

曹勝林已經改行做了樂器廠的廠長。 他說,那輛車是他的私人用車,從沒拉過外人,而且,他的車夫,現在在人力車行業工會上班的老淩可以作證。

好吧,根據夢話進行還真是無稽之談。

下一步該怎麼辦呢?

曾到長寧公安分局參加過座談會的一名老刑警向蔣文增支了個招。

他說,提籃橋監獄裡面關押著很多舊社會的小偷、小盜、小流氓,這些人一直在黑道上混,你們不妨去發動他們,聲明凡是提供1931年冬曹家渡黃金搶劫案線索的,可以減刑或者提前釋放。 說不定,會有意外收穫。

偵查員覺得,這個辦法相當靠譜。

於是依計而行。

1950年5月10日,案情有重大突破!

提籃橋監獄里一個名叫馮安寶的流氓犯檢舉說,他家有一輛牌照號碼為300196的黃包車,是私人用車,曾在1931年12月上旬被他的表哥吉家貴,以及表哥的兩個結拜兄弟阿古、小克一同借去用,過了好幾天才還了回來。 而且,他們三人在還車之後,都富裕了起來,表哥還在上海開起了一家雜貨店。

天! 馮安寶說的這個牌照號碼300196和龔青夢到的牌照號碼300169也太接近了!

而且,根據馮安寶的說法,他的表哥吉家貴,以及阿古、小克在短時間里突然暴富,確實有重大作案嫌疑。

偵查員當即調集了數名員警,連夜出動,拘留了“吉家歡南貨店”的老闆吉家貴,同時對其住所和店鋪予以搜查,搜得白銅小箱—個。

吉家貴被捕后,對這樁已經相隔19年的搶劫巨案供認不諱。

他的同犯莊克在 1937年參加了由戴笠組建的“抗日別動軍”,在與日寇作戰時陣亡;另一名同犯劉阿古則在北京路經營一家五金商行。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貴、劉阿古以搶劫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梁壁純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但判決后卻將其釋放交由地方監督管制。 馮安寶檢舉立功,於當年7月間釋放,由區政府將其安排到物資公司當了一名門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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