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三位“世襲罔替”鐵帽子王的故事——和碩恭親王

所謂“鐵帽子王”,是清代中後期,對於那些擁有世代承襲資格,不用像恩封王爵一樣,需要降等承襲的親、郡王的民間尊稱,正式的稱謂是“世襲罔替親(郡)王”。而整個清朝,一共有十家宗室親王,兩家郡王得到了這個至高無上的榮耀(外藩蒙古、回部也有世襲親、郡王,但和宗室“鐵帽子王”不是一回事)。

天聰十年(1636年),後金國主皇太極因平定了漠南察哈爾蒙古,並獲得了北元傳國玉璽,於是自以爲“道統在我”,天命已由蒙古汗國轉移到“大金汗國”。

在經過周密的準備後,皇太極於當年四月十一,在盛京(瀋陽)舉行了盛大的祭天儀式,然後正式稱帝,並將國號由“大金”改爲“大清”,改年號爲“崇德”;皇太極就是清朝真正意義上的開國皇帝——清太宗。

1. 最後三位“世襲罔替”鐵帽子王的故事——和碩恭親王

清太宗稱帝后,依照中原王朝制度,對清朝的中央官制、禮儀制度、宗室、功臣爵位制等,重新進行了調整,其中,宗室爵位被明確分爲九等十一級——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其中鎮國公、輔國公兩級被分爲入八分和不入八分。

在清太宗首批冊封的宗室中,有七位在軍功、定策方面建立了卓越貢獻的宗室成員被封爲親王,他們是——和碩禮親王代善(清太宗次兄)、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清太宗堂弟)、和碩睿親王多爾袞(清太宗十四弟)、和碩豫親王多鐸(清太宗十五弟)、和碩肅親王豪格(清太宗長子)、和碩成親王嶽託(禮親王代善長子)。這也是清朝第一代軍功親王。

之後不久,和碩成親王嶽託因爲過失,被降爵爲和碩貝勒,不過其去世後又被追封爲多羅克勤郡王,由其子阿達禮承襲爵位。

而在清太宗冊封諸王時,本來要被冊立爲親王的薩哈廉(禮親王代善第三子),因爲已經病入膏肓,所以沒能出席典禮、受封王爵;一個月後,薩哈廉病逝,清太宗追封他爲和碩穎親王。

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關後,順治帝(其實是攝政的睿親王多爾袞)以“從軍有功、忠勤辛勞”爲由,晉封自己的五哥、清太宗第五子碩塞爲多羅承澤郡王;順治八年(1651年),順治帝親政,碩塞再晉封爲承澤親王。

大約與此同時,順治五年(1648年),和碩穎親王薩哈廉的次子勒克德渾因軍功,被允許承襲其父的王爵,不過需要降等,改號爲“多羅順承郡王”。

到順治八年(1651年)時,經過一些調整和政鬥,清朝的軍功諸王中,有的被廢黜王號(睿親王、英親王),有的改號(禮親王改巽親王、康親王;鄭親王改簡親王;肅親王改顯親王;承澤親王改莊親王;克勤郡王改平郡王),有的降爵(豫親王降爲信郡王);最終形成了:和碩康(禮)親王、和碩簡(鄭)親王、和碩顯(肅)親王、和碩莊(承澤)親王、多羅信郡王(和碩豫親王)、多羅平(克勤)郡王、多羅順承郡王這七家軍功親、郡王爵位(同時,還存在有其他恩封親、郡王,但在待遇上不與軍功親、郡王相等)。

2. 最後三位“世襲罔替”鐵帽子王的故事——和碩恭親王

清太宗皇太極、順治帝(攝政的多爾袞)、康熙帝、雍正帝這四代皇帝在位時,並沒有明確原有封爵制度下、這些軍功宗王的爵位可以“世代承襲”(恩封親郡王則明確要降等承襲爵位),但四代皇帝都很有默契地保留了開國軍功宗王們的王爵,讓他們的後裔代代傳承(除了睿親王和英親王之外);

實際上,七家開國軍功親(郡)王的爵位,一直沒有被降爵承襲(除了豫親王之外,但多鐸的後裔也代代傳承了信郡王爵位)。

不過,諸軍功親郡王的爵位名號,在傳承過程中變化很大,沒有形成“王爵名號”制度化、令名化、正統化的典儀,因此在歷年的朝會大典上,各軍功親王、郡王襲爵後裔的排班,覲見、賜宴、行禮儀式中,都是遵循一種潛意識、默認的制度,沒有明文規定,安排起來很不方便。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對於國初軍功宗王們的封號大多已經改變,不能完整地反映開國諸王的功勞和成就、也不能以此激勵後人的情況很不滿意;於是,他藉着給攝政王多爾袞平反的機會,下詔恢復了國初軍功宗王們的封號,同時,在“大清會典”中明確了軍功諸王的爵位由其後人“世襲罔替”,永世不降。這就是“鐵帽子王”民間俗稱的由來。

在軍功“鐵帽子王”之外,雍正帝在位時期,還曾想賜予心腹重臣、十三弟怡親王允祥“親王世襲罔替”資格。但允祥不想成爲衆矢之的,在生前一直堅辭不受。

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去世後,雍正帝爲了追念允祥的功勞,在命怡親王世子弘曉(允祥第六子)承襲怡親王爵位時,明確了怡親王爵位的“世襲罔替”資格。

怡親王,是清初以軍功獲得王爵“世襲罔替”的七家親、郡王外,第一家以“恩封”的名義獲得世襲資格的親王(此時睿親王尚未復封)。

而在乾隆帝爲多爾袞平反,並明確軍功諸王王爵可以“世襲罔替”、復王號後,清朝一共有——禮親王(代善後裔)、鄭親王(濟爾哈朗後裔)、睿親王(多爾袞名義上後裔,實際是多鐸直系後代)、豫親王(多鐸後裔)、肅親王(豪格後裔)、莊親王(名爲碩塞後裔,實際是康熙帝第十六子允祿及其後裔)、克勤郡王(嶽託之子羅洛渾後裔)、順承郡王(薩哈廉之子勒克德渾後裔)、怡親王(允祥後裔),這七位親王、兩位郡王,共九家“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

3. 最後三位“世襲罔替”鐵帽子王的故事——和碩恭親王

九家“鐵帽子王”共存的局面,大約保持了近百年;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才又有宗室恩封親王被加“世襲罔替”資格,這就是道光帝第六子恭親王奕訢。

奕訢,生於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陽曆是1833年1月11日),是道光帝的第六子;奕訢的生母靜貴妃博爾濟吉特氏曾受命撫育皇四子奕詝,而奕詝就是日後的咸豐帝。

因此,奕訢與奕詝年幼時同吃同住,同受一母照拂,年齡又相仿,和同母親兄弟也差不了多少。

奕訢自幼天資聰穎,頗有才氣,詩文弓馬俱佳,因此道光帝在祕密立儲時,對於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皇五子奕誴此時已經過繼給宗室,沒有繼位資格)之間究竟該立誰,一度猶豫不決。

最終,是奕詝接受了師傅杜受田的建議,以“仁孝之心”取悅皇父,這纔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打動了道光帝,搶下先機,被祕密立爲皇儲。

但在書寫建儲密詔時,道光帝還是不放心奕訢,於是留下了兩道諭旨,其一爲“立皇四子奕詝爲皇太子”,其二爲“封皇六子奕訢爲親王”。

在整個清朝的四次祕密建儲(指最終確定的)中,傳位諭旨上還寫有皇儲之外皇子要被立爲親王的,只有奕訢這一例,這也可以看出奕訢受道光帝重視、眷顧的程度。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六十八歲的道光帝駕崩,皇四子奕詝奉傳位遺詔登基,即清文宗咸豐帝。而咸豐帝甫一登基,即按照遺詔中的內容,冊封六弟奕訢爲和碩恭親王。這一年,奕訢才十七歲。

咸豐三年(1853年),二十一歲的奕訢開始參與政務,以皇子親王的身份任領侍衛內大臣、軍機處行走。皇子進入軍機處,在清朝中期之前是極爲罕見的,除了怡親王允祥、成親王永瑆之外,恭親王奕訢是第三人。

4. 最後三位“世襲罔替”鐵帽子王的故事——和碩恭親王

原本奕訢和奕詝的關係很是要好,但奕訢生母(也是咸豐帝養母)康慈皇貴太妃於咸豐五年(1855)病重時,奕訢憂心之下,無意中越俎代庖,未經正式請旨,就自作主張傳諭給內閣,要求晉封康慈皇貴太妃爲皇太后,並自行擬好旨意,呈遞給咸豐帝(咸豐帝本來也是要晉封即將薨逝的養母爲皇太后的但只是口頭上答應,還沒有下旨給內閣)。

此事大大激怒了咸豐帝,原本立馬要治奕訢的“矯詔、大不敬”之罪。但看在養母危在旦夕、即將不久於人世的面子上,咸豐帝強壓下滿腔怒火,晉封康慈皇貴太妃爲康慈皇太后,了卻了養母的最後心願。

康慈皇太后薨逝後,咸豐帝立即下詔,免去了恭親王奕訢的軍機大臣、宗人府令、正黃旗滿洲都統等職,讓他退回上書房繼續讀書,以“修養身性、安居守孝”。

雖然咸豐帝沒有進一步處罰奕訢,但從此對他的態度趨向於冷淡,再不復之前親密無間的兄弟感情,也沒有讓奕訢出任其他有實權的要職。

直到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京師、咸豐帝逃往承德避暑山莊,奕訢在危難時刻才臨危受命,擔任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主持和英法聯軍的談判,辦理和局。

但即使是這樣的關鍵時候,由於奕訢特殊的身份,以及他的“親近夷人”行事方式,使得咸豐帝不敢、不願、不屑於徹底信任、啓用這個弟弟,而是在很多方面限制、掣肘,提防他藉着議和的名義擴張勢力、發展私黨。

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豐帝在避暑山莊駕崩,由獨子載淳繼位;咸豐帝駕崩前,遺命以顧命八大臣“贊襄政務”,輔佐小皇帝治理國家,同時賦予了皇后鈕鈷祿氏和嗣皇帝生母葉赫那拉氏“審閱奏章、用印”的權力,監督顧命八大臣。

載淳登基之初,建年號“祺祥”,尊嫡母爲“母后皇太后”,生母爲“聖母皇太后”;而在之後的政務處理中,顧命大臣和兩宮皇太后爲了權力爭鬥、和對朝政的控制,產生激烈矛盾,彼此之間爭論、吵鬧不休。

本來顧命大臣中,沒有誰比奕訢更有資格。但咸豐帝猜忌、提防六弟不是一天兩天了,也不願意將朝政大權交給早就心存芥蒂的弟弟,因此,奕訢被排除在顧命大臣之外。而載垣、端華、肅順等爲首的顧命大臣,爲了掌握權力,排除威脅,也視奕訢視爲最大的政敵,千方百計排擠他,不讓他接觸最高權力。

5. 最後三位“世襲罔替”鐵帽子王的故事——和碩恭親王

在肅順爲首的顧命大臣們步步緊逼之下,兩宮皇太后不甘心皇權旁落,於是和在京師處理和議、被排擠出權力中心的恭親王奕訢暗地裏聯絡,並藉着奕訢給咸豐帝奔喪的機會,在避暑山莊祕密約見奕訢,定下了發動政變、推翻咸豐帝生前所安排的政治格局,擒拿顧命大臣,攫取朝政大權的計劃。

咸豐十一年(1861年)九月,咸豐帝的靈柩從避暑山莊啓程返回京師。兩宮皇太后按照原定計劃,安排肅順率大隊奉靈柩緩緩前行,皇帝奉兩宮皇太后及其餘七位顧命大臣,抄小路提前回京,隔斷了肅順和其他顧命大臣之間聯絡。

九月二十九,皇帝抵京之後,奕訢立即聯合兩宮皇太后,突然頒佈諭旨,宣佈顧命大臣們的罪狀,並革除他們的軍機職務,將載垣、端華下獄,其他五人革職待勘。

九月三十,奕訢命七弟醇郡王奕譞在密雲逮捕了隨靈柩而行的肅順,押送京師。至此,兩宮皇太后聯合恭親王奕訢發動的政變大獲全勝,掌握了朝政,這就是“辛酉政變”;兩宮皇太后並改明年年號爲“同治”。

奕訢協助兩宮皇太后發動政變、清除了掌權的輔政大臣後,被授予了議政王、軍機處領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爲清朝中樞的實際執掌者(在兩宮皇太后監督下)。此後,兩宮皇太后垂簾、恭親王輔政的政治體制,延續了大約二十年。奕訢也在掌權時,大力支持“洋務運動”,努力創造“近代化”事業。

奕訢雖然大權在握,執掌中樞,但兩宮皇太后(主要是聖母皇太后)利用奕訢清除顧命大臣後,在給予了奕訢巨大權力同時,也時時刻刻在提防他會對皇權造成威脅;隨着奕訢的地位步步高昇、名聲鵲起之後,兩宮皇太后深感不安,認爲奕訢權力過大,恐怕以後的日子裏不大好控制。

於是,兩宮皇太后利用機會,多次敲打、警告奕訢,對他進行打壓,免去了他議政王的職司,還指使言官彈劾奕訢,讓奕訢一度很狼狽。不斷的挫折讓奕訢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往日鋒芒畢現的棱角也逐漸被磨平,早年的意氣風發的銳氣不再顯現。

6. 最後三位“世襲罔替”鐵帽子王的故事——和碩恭親王

但兩宮皇太后和奕訢之間,合作大於分歧,且奕訢的才幹和能力還是爲兩宮皇所看重。爲了表示安撫和器重之意,兩宮皇太后在打壓、警告奕訢同時,也以其他方式對這個小叔子加以補償、照顧,藉以示好。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十九,同治帝奉兩宮皇太后懿旨,以恭親王奕訢辦理皇帝大婚事宜得力、且往日操持政事屢建大功,加恩授奕訢王爵“世襲罔替”;這是自雍正八年(1730年)怡親王弘曉被確立“世襲罔替”資格後,第二個得到“世襲罔替”資格的恩封親王。

不過,即使被加恩授予了“鐵帽子王”的榮耀,奕訢在之後的日子中,該遭遇的挫折一樣沒有少,該受的打擊也沒有能躲開,只能被動的接受,其政治思想日趨保守,執政理想難以爲繼。

首先,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因爲勸諫同治帝不要修圓明園、以免造成國家財政虧空,導致同治帝大怒,怒斥奕訢:“我把皇位讓給你坐怎麼樣?”隨後,同治帝降諭革除叔父的親王世襲罔替資格,降爲郡王,只保留軍機大臣上行走。

在兩宮皇太后的干預下,同治帝才勉強“賞還”親王世襲,但叔侄間已經撕破了臉,奕訢的顏面被侄子皇帝扯得稀爛。

隨後,同治帝因天花駕崩,兩宮皇太后以醇親王之子載湉入繼大統,即光緒帝,兩宮皇太后繼續“垂簾聽政”;奕訢總算沒有被進一步打擊(要是同治帝平安成年執政、且兩宮皇太后接連去世,那奕訢可就慘了,不改名爲阿其那,就是運氣)。

光緒七年(1881年),相對來說品性更加溫和的母后皇太后駕薨,讓奕訢更加感覺孤立無援,面對強勢的聖母皇太后時,總有束手束腳、無法施展的感覺。這時候的奕訢,已經暮氣沉沉、再沒有振作之意。

7. 最後三位“世襲罔替”鐵帽子王的故事——和碩恭親王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主持軍機處、總理衙門的奕訢居舉措失當、戰和不定,無法制定應對之策,導致清軍在前線屢屢戰敗,局勢幾乎不可收拾。因爲長期以來的不得志,所以奕訢的責任心也消逝殆盡,遇事敷衍推諉,確實不合適再繼續執掌中樞了。

忍無可忍之下,聖母皇太后痛下決心,在光緒十年(1884年)三月,以“委靡因循”的理由,將奕訢及其政治上的追隨者——武英殿大學士寶鋆、吏部尚書李鴻藻、兵部尚書景廉、工部尚書翁同龢全員撤換,逐出了軍機處;另以禮親王世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均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孫毓汶“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組成了新一屆的執政團隊。

奉聖母皇太后懿旨,禮親王世鐸主持軍機處,郡王銜貝勒奕劻(後來晉封慶郡王)主持總理衙門;諸軍機大臣“遇有重大事件,先與醇親王商辦”。

從此,奕訢的在中樞所擁有的權力,全部轉到了他的七弟、醇親王奕譞手中(奕譞是光緒帝生父,不便出掌中樞,只以有“商辦”之名,隱操樞府大權)。

退出軍機、居藩邸“養病”後,奕訢一度被停止“親王雙俸”待遇,雖然後來又恢復了,但他的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經衰落,雖然還未徹底結束,但奕訢此後再也沒有達到議政王、軍機處領班的朝堂高度。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六十三歲的奕訢被光緒帝再次啓用,復任總理衙門大臣,併兼總理海軍、會辦軍務、內廷行走,以協助皇帝處理對日作戰。但奕訢此時已老,雄心壯志不在,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不過“尸位素餐”而已。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就在“戊戌變法”的前夕,恭親王奕訢病逝,年六十七歲。在其去世前,奕訢對主張變法的維新派所提出的君主立憲等變法主張的堅決抵制、多有裁抑刁難,施加壓力,已經從當年“洋務運動”的支持領導者,變成了“變法維新”運動的阻路石。

8. 最後三位“世襲罔替”鐵帽子王的故事——和碩恭親王

奕訢去世後,因爲其長子載澄早逝、次子載瀅出繼,而其他兒子都夭折,所以只能由孫子溥偉(載瀅長子、歸宗恭親王府)承襲了世襲罔替的親王爵位。此後,溥偉歷任官房大臣、正紅旗滿洲都統、禁菸事務大臣,是清末比較有實權的“宗室少壯派”。

宣統三年(1911年)八月,武昌起義爆發,革命風暴迅速蔓延到了南北各省,清朝起用袁世凱指揮北洋各鎮鎮壓革命。溥偉堅決反對重用袁世凱,因此和良弼、善耆、鐵良等王公一起組織了“宗社黨”,反對南北議和。

但是革命形勢突飛猛進,袁世凱也有藉機代替清廷的意思,因此和革命軍議和,並逼迫清帝退位。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1912年2月13日),大勢已去之下,隆裕皇太后宣佈詔令,宣告皇帝退位。

溥偉聞訊後大怒,叫嚷:“有我在,大清就不會亡!”然後離開京師,轉移到德國佔領下的青島,聯絡青島和外地的清朝遺老,策劃復辟。

1922年,溥偉復辟計劃的重要同黨、財政上的主要支持者——(前)肅親王善耆去世,這讓他的復辟計劃一片渺茫,最終成空。1931年九一八後,不甘寂寞的溥偉投靠了日本人,想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出任傀儡政權首腦。

但日本人經過選擇後,還是以遜清宣統帝爲傀儡,拋棄了溥偉。而經過此事,遜帝對溥偉心存猜忌、怨恨,始終放心不下,不願給溥偉任何公開職位,就連日常生活也不願意照顧。1936年初,窮困潦倒的溥偉猝死在大連的一家旅社裏,年五十六歲。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