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的失落(中)——西風帶上的天時地利

1. 鄭和的失落(中)——西風帶上的天時地利

劉剛

思想的巨人變成了航海家

張箭《論大航海時代及其四個階段》一文中,指出“從1405年鄭和首次下西洋到八十年代末迪亞士船隊從大西洋入印度洋,可視爲大航海的第一階段”。

他這麼一劃分,就把鄭和作爲了大航海時代的領航人。同時,又如李約瑟所言,分出了“中國人的世紀”和“葡萄牙人的世紀”,當然,我們也可以用海洋來區分,分出“印度洋的世紀”和“大西洋的世紀”,而迪亞士用來開闢“葡萄牙人的世紀”的航船,就是卡拉維爾帆船,爲什麼不是更能顯示歐洲人的大航海實力的卡瑞克帆船?

卡瑞克帆船,適用於通商和戰爭,不適合探險。因爲探險是航海家的事業,靠少數人行動,無需那麼多商人和軍人蔘與,上千噸位的龐然大物,也無助於科研與發現。而卡拉維爾帆船,噸位雖小僅百噸左右,充其量不過卡瑞克帆船的十分之一,體量也不大,看來並不顯眼,但它卻是爲探險量身打造的。在鄭和的艦隊裏,不乏卡瑞克那樣的帆船,專門爲探險定製的卻一艘都沒有。以往航海時代,主題都是通商,而大航海時代,雖然還以通商爲主題,但在通商之外確立了新的目的,形成新的標誌,即“探險”二字。

從世界歷史來看,著名的航海時代,大概有過三次:第一次是以古希臘和古羅馬爲代表的地中海時代;第二次是宋元兩朝與阿拉伯海通的印度洋與中國海互動時代;而第三次就是以大西洋爲中心的全球化大航海時代。嚴格來說,鄭和不屬於第三次大航海第一階段的代表性人物,它的時代屬性和文化屬性,都使他成爲第二次航海時代的最後一位代表,第三次大航海時代第一階段的第一位代表,不應是鄭和,應該是亨利王子。

文藝復興時代的開明王子們,有着極爲旺盛的求知慾,他們賦予了大航海的一個新視野,明確了大航海的新目的,把思想解放運動與大航海的實踐結合在一起,思想的巨人變成了航海家。第一位成功者,便是亨利王子,他爲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提出了一個新的主題,那就是探險,要去發現未知,由此帶來了地理大發現,同時也帶來了殖民地,這是在通商之外超越通商取得的新成果,是對爲了求知慾而投資所獲得的最大回報。

亨利王子之於航海,主要還是個思想者,爲那個時代運籌帷幄,將所有動力都集結起來,使得通商與戰爭、探險與發現、傳教與殖民等多種力量形成合力。

他不僅擁有葡萄牙王室授權,還拿到了羅馬教廷授權,以政教合一的方式,爲大航海制定思想路線,不管是重商主義,還是自由主義,他一以貫之,貫穿兩個基本點,一個是海權,一個是教權。從他以後,這兩點,便成爲了西方政治權力的核心。

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他是開闢大航海時代的思想巨人,這樣的思想性,我們從鄭和身上沒有看到,也就是說,跟亨利王子相比,鄭和缺了那麼點思想性。這不奇怪,因爲鄭和本來就不是思想者,他是行動者,是王朝中國最後一次大航海統帥。

從求知出發卻收穫了殖民地

那麼,作爲行動者,鄭和比迪亞士又如何呢?迪亞士家族祖孫三代,其祖父和父親,還有他本人,都是亨利王子的追隨者,將亨利王子的海洋思想,化爲祖孫三代的航海動機與行動方式。相比之下,我們又發現鄭和身上,就缺了那麼一點動機。

什麼動機?當然是探險的動機。鄭和是國家使者,不是探險者,他要安全第一,而非探索未知,即便他有很強的求知慾,也不敢拿國家的使命做孤注一擲。而迪亞士航海的目的,就包含了探險的動機,繞過好望角——他當時稱之爲“風暴角”,他不需要有國家指示,只要起了個念頭,就可以試試,向着未知領域,盡情揮灑他的好奇。

1487年8月,迪亞士駕駛卡拉維爾帆船,離開里斯本,沿着非洲西海岸航線向南航行,抵達了位於黃金海岸的米納堡,那是葡萄牙人設在加納的一個據點。

此前,葡萄牙人戈麥斯航海至此,最先發現這一帶有黃金,故稱之爲“黃金海岸”,被葡萄牙王室賜以“米納”稱號,“米納”意爲礦藏,此地多金礦,故“米納堡”,也可以說是“黃金堡”了,在黃金海岸上,矗立黃金堡,成了殖民地地標。

選擇殖民地,有兩樣東西不可少,那就是黃金和奴隸,從求知出發的探險,結果卻收穫了殖民地,這世上還有什麼是比這更大的生意?那時的世界真大呀!可供發現的地域也真多,當葡萄牙人睜着一雙探險的眼睛,搜索新的海域,不斷髮現新世界時,那沿着非洲東海岸航線向南航行的更爲龐大更加豪華的鄭和寶船,又發現了什麼呢?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什麼都沒發現,既沒有發現黃金海岸,也沒能建立起像米納堡那樣的黃金據點。

從米納堡出發,迪亞士一行帶着黃金海岸的夢想繼續往南航行。

到了風暴角那邊,船隊靠近“咆哮西風帶”,它位於南緯40度-60度之間,總是西風勁吹,吹起一個個渦旋狀雲團,連綿不斷,向東飛去,使得星沉月隱,天日失色,一年之中,百日浪高均在6米以上,“風平浪靜”時,浪高也在2米以上,更有巨浪高達15米,勢若山奔,不時撞擊船舷,發出陣陣怒吼,那是對探險者的靈魂拷問。

拷問一個接一個,南緯40°-50°之間,進入“咆哮四十度”,那是狂風的拷問,猶如獅吼,南緯50°-60°之間,拷問升級,出現“狂暴五十度”的巨浪拷問,南緯60°-70°之間,海岸消失,一無旁依,面對沒遮攔的無邊無際的驚濤駭浪,人們失魂落魄,唯有尖叫,所以,也叫做“尖叫六十度”,那是對人的終極拷問,即對靈魂的拷問。

好在迪亞士第一次遇險的那個風暴角地處南緯35?,不在咆哮西風帶中,只是被西風帶掃了那麼一下,他的船隊就天旋地轉,不知身在何處了,幸運的是,雖然被風暴推離了海岸,向南漂移,但是,並沒有捲入西風帶,而是進入了一個避風港灣。後來,他把那救他一命的港灣叫做“牧人灣”,很有點牧歌風味。

待風暴稍息,他離了港灣,出來一看,便看到了海岸線,他知道自己已繞過非洲大陸南端,還想帶着驚魂未定的船員繼續前行,但無人響應,死裏逃生後,船員都想回家,只要把那個驚天動地的發現帶回家,他的使命就已經完成。返程途中,爲了紀念此次歷險,他命名那個最南端的岬角爲“風暴角”,後來轉向好望角,就不是他的事了。

從風暴角到好望角

命運的安排,另有其人,那人便是達伽馬。達伽馬聞訊而動,接踵而至,率領他的船隊,繞過風暴角,進入印度洋,經由非洲,穿越穆斯林國,直奔印度而去。

當哥倫布還在把他發現的新大陸當作印度時,達伽馬已經在真正的印度立足了。此舉,不僅是達伽馬打臉了哥倫布,更是葡萄牙打臉了西班牙,西洋戰國時代開端,葡萄牙成了第一贏家,亨利王子播下思想的種子,終於在達伽馬手裏開出權力之花。

真是國望所歸呀!有了達伽馬,風暴角也變了,變成好望角。

可對於迪亞士來說,一點也沒有改變,風暴角還是那個風暴角,那是深刻在他命根子裏的命運一角,當他再次來到風暴角時,風暴又跟着他一道來臨了,不過,這一次,命運沒有眷顧他,因爲他的使命已完成,必須讓咆哮的西風對他進行靈魂的拷問,讓他在“尖叫六十度”裏發出最後的尖叫聲,讓他那顆還在漂泊的心靈成爲在天之靈。

應該說,鄭和比迪亞士更早面對了咆哮西風的拷問,當他用“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念來回應,他就比迪亞士更爲謹慎,在大地的盡頭,他終於停止了前進。

西風帶上,從來沒有什麼“東風吹,戰鼓擂”,有的便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強勁,把無邊的洋流也馴服了,使之環繞地球由西向東浪湧,形成西風漂流。讓我們設想一下,如果鄭和航行到這裏,面對迎頭趕來的西風,他能怎麼辦?只好掉頭回去。

若從西方來,順着西風漂流往東方來,那天人之際,雖有風險,所處的卻是上風上水,風向掌握得好,還能借着西風助推航速,若相反,從東往西去,則不但要面臨更大的風險,且逆風揚帆,逆水行舟,那便真是進了難上加難、險上加險的鬼門關。藉着西風漂流東渡黃金海岸的西方人,終於在這裏唱出了他們的歷史最強音——《西風頌》:

把我當作你的豎琴吧,有如樹林:

儘管我的葉落了,那有什麼關係!

你巨大的合奏所振起的音樂

將染有樹林和我的深邃的秋意:

雖憂傷而甜蜜。呵,但願你給予我

狂暴的精神!奮勇者呵,讓我們合一!

請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

讓它像枯葉一樣促成新的生命!

哦,請聽從這一篇符咒似的詩歌,

就把我的話語,像是灰燼和火星

從還未熄滅的爐火向人間播散!

讓預言的喇叭通過我的嘴脣

把昏睡的大地喚醒吧!西風呵,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這是由穆旦所譯的雪萊的詩篇,吟誦了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點。

我們將它放到“咆哮的西風帶”上來讀,放到從“風暴角”到“好望角”的歷史進程中來讀,對着鄭和與迪亞士那兩個在命運風暴中消失了的歷史背影來讀,東方與西方會有着怎樣不同的文明的反應呢?最後那一問,鄭和聽不懂,他下南洋下西洋,不都是乘着東風來的嗎?爲什麼要問向西風呢?他當然不知道,東風在西風帶上消失。

可在迪亞士的心頭,那正是一句他想問、卻還來不及問的一個問題——大西洋的秋風已經把冬天從西風帶上召喚來了,那東方的黃金海岸的春天還會遠嗎?

雪萊詩篇,表達了一種詩化的歷史精神,彷彿吟出迪亞士心聲:請把我生命當作一把豎琴,讓咆哮的西風來彈奏它,就如同西風彈奏深秋的樹林,落葉在風中飛速飄零,或似由一片枯葉可知秋意深淺,一個被風暴席捲的思想化爲了先驅的預言。

時代的精靈,在歷史的轉折處出現了,吹響了預言的喇叭,除了喚醒人的因素,還要向天時、地利求助,向咆哮的西風帶求助,那永動的西風啊,便吹響了大航海時代的天時的號角,還有那不息的西風漂流,也打出了大航海時代的地利的旗號。

至於在人的因素方面,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了兩點,一點在思想上,西方人的自古希臘以來的“地圓說”,爲全球化的大航海時代到來做了知識的準備,還有一點在行動上,西方人追求財富與知識的永動不息的探險精神,那是他們內心深處的另一個咆哮的西風帶,那是用夢想推動着大航海時代,被雪萊以詩篇《西風頌》吟誦了出來。

李約瑟的說法和梁啓超的一問

鄭和受阻於西風帶,大西洋就成了他的隔絕之海,他再也不可能知道大西洋的存在,只能把印度洋當做他的西洋了,他認爲自己已經到了西洋的最南端,而前面,就是大地的邊緣,唯有轉帆而歸。有人說,他到了好望角附近,也有人說,他沒去那麼遠,到了馬達加斯加島就返航了,梁啓超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裏,就是這樣說的。

傳中,他對鄭和航路作了考察,曰“今略推定其航路線如下”:

(1)航中國南海至印度支那半島之南端(西貢)。

(2)航暹羅灣(即曼谷灣)之東岸至曼谷(今暹京)。

(3)航暹羅灣西岸循馬來半島南下至新加坡。

(4)繞航蘇門答剌島一週。

(5)繞航爪哇羣島一週。

(6)航孟加拉灣經安達曼羣島至東印度(加拉吉大)。

(7)循孟加拉灣東岸南航至錫蘭繞錫蘭島一週。

(8)循阿剌伯海東岸北航至西印度(孟買)。

(9)由孟買循波斯灣東岸北航至泰格里士河河口(今德屬小亞細亞)。

(10)循波斯灣西岸南航,復沿阿剌伯海西岸一週至亞丁。

(11)越亞丁灣循紅海東岸北航至麥加。

(12)循紅海西岸南航出亞丁灣,復循亞非利加東部海岸南航經摩森比克海峽(亦作莫三鼻給海峽),掠馬達加斯加島之南端回航。

這12條航路中,涉及了40個國家,他也一一列舉,但沒有提到好望角。李約瑟的看法與他相同,也沒有提到好望角。可後來新的看法不斷出現,有人甚至認爲,鄭和派出的船隊,不僅到了好望角,還繞過好望角,到了非洲西海岸,更有甚者,有個名叫孟席思的英國人,寫了一本《1421中國發現世界》指出,凡是西方人到過地方,鄭和都到了,凡是由西方人通過大航海發現的新世界,鄭和早就發現了,他雖然在航海史方面有着與李約瑟在科技史方面同樣的抱負,但他的說法顯然還不能像李約瑟那樣令人信服。

我們採納的,便是梁啓超和李約瑟的說法,馬達加斯加島也在印度洋南端,離好望角也不算遠,同樣能感受到西風帶的威力,非洲大陸的一個歷史岬角要是能與印度洋的一座文明孤島相呼應,那會是一個多麼生動的東西方對話場景,可惜錯過了。

我們只能說,鄭和來早了,俗話說得好,來得早不如來得巧,葡萄牙人來得正是時候,正是歷史場景替換的時候,不再是東方鄭和下西洋,以天朝上國姿態,維持着東西方海通,而是西方的達伽馬來走東洋,不光來發財,還帶來了西洋戰國時代。

時代變了,任公焉然不知?然豪氣橫亙於胸,還是忍不住要問:

“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並肩者,何其寡也!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見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維哥達嘉馬發見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我國民雖稍食其賜,亦幾希焉。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以後,有無量數之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是豈鄭君之罪也?”

這一問,亦頗似李約瑟問向中國科技史,問到了文明的根底。

有人說,鄭和是“中國的達伽馬”,這當然是個本末倒置的說法。這樣的說法,不僅顛倒了先賢與後生的關係,而且因爲他們不同。

他們的不同,不但表現爲東西方的地域性差異,還表現在世界歷史進程的時代性差異上,這兩個差異,呈現爲截然不同的文明的兩種樣式,李約瑟對它們做了對比。

他認爲,東西方各有一個大航海時代,東方大航海時代是“中國人的世紀”,西方大航海時代是“葡萄牙人的世紀”,兩個世紀各有其代表。中國人的代表,是鄭和,而葡萄牙人的代表,就是達伽馬了,不是還有哥倫布嗎?爲什麼不提他做代表呢?

這當然是從東西方的歷史傳統來看的,達伽馬終於將兩千年來被隔絕的世界歷史的東西方兩端打通了,就此而言,他是兩千年來,沿着歷史傳統前進,進而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第一人。哥倫布正相反,他與傳統背道而馳,開闢了一條新的歷史航路,故此二人,正所謂“繼往而開來”者也,達伽馬,乃“繼往”者,哥倫布,則是“開來”者。

梁啓超說,哥倫布航海,爲覓印度,印度不達,而開新大陸,是過其希望者。達伽馬航海,爲覓支那,支那不達,而僅通印度,是不及其希望者,但其初心——“欲求新地以自殖”的殖民地的目的已經達到。於是,他問:我國之馳域外,其希望安在?

沒有國民的希望,只有“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使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這就使得“鄭和之所成就”有限,僅限於“明成祖既已躊躇滿志者”。

爲此,梁氏喟然而嘆曰:嗚呼!此我族之所以久爲人下也,吾昔爲張博望、班定遠傳,既言之有餘慨矣!他爲鄭和未能成爲漢代之張騫、班超而惋惜,惜其未能如漢家鑿空西域一般鑿空西洋,致使漢家之“博望”、“定遠”,離大明遠,反倒離葡萄牙近,君不見迪亞士發現好望角,豈非“博望”乎?達伽馬遠征印度洋,豈非“定遠”乎?

故鄭和,並非“中國達伽馬”,而達伽馬,則可謂“西洋班定遠”。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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