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真實姓名至今無人知曉,他是中央特科的“三朝”元老

他是中央特科的“三朝”元老,擔任過中央特科的負責人,爲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做出了諸多貢獻。

但是,直到犧牲,直到今天,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姓名,沒有人知道他的出生年月、出身籍貫以及家庭情況,沒有人知道他是否還有後人存世……

他沒有遺骨,沒有墓碑,甚至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

只有他的事蹟,載於史冊,流傳至今……

他,是一位真正的無名英雄。

他的化名:歐陽新。

中央特科的“三朝”元老

他是中央特科的“三朝”元老。

中央特科經歷了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1927年11月特科成立到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

第二時期,1931年4月到1933年初中共中央機關轉移到中央蘇區;

第三時期,1933年初到1935年中,上海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中央特科結束。

經歷過中央特科三個時期的幹部爲數不多。顧順章叛變後,特科幹部經歷了一次大換血。中共中央轉移到中央蘇區後,特科幹部又經歷了一次大調整。

歐陽新經歷了中央特科的三個時期。

1929年,他從蘇聯軍事學校學習回國後就調入中央特科,在情報科工作。1933年後擔任特科負責人,一直到1935年2月,離開上海再次前往蘇聯。

他在特科工作的時候還不叫歐陽新,那時他的化名是“王子春”。歐陽新是他1935年2月再次到蘇聯後使用的化名。

特科當時處在白色恐怖環境中,都是單線聯繫,保密要求嚴格,彼此養成了不記姓名的習慣。大家用的都是化名,誰都不問對方的真名實姓。

傳說他姓劉,又化名王子春,於是有的人稱他“老劉”或“老王”,有的人因爲他個子高,身材魁梧,叫他“大漢”、“大塊頭”或“大塊劉”。

他曾經負責聯繫的祕密情報關係鮑文蔚,在年代久遠後的回憶裏,還將他誤記爲“李胖子”。

特科第一時期——南華通訊社的“記者”

在特科初期,歐陽新受組織指派在南華通訊社上海分社做記者,蒐集各方情報。

歐陽新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在大革命時代當過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的翻譯,留蘇期間又掌握了俄語,加上他身材高大,外貌有點像白種人,他在祕密工作中有時就拿這個唬人,敵人偏偏就喫這一套。

有一次被捕,他連唬帶詐讓敵人把他給放了。

那是1930年春,在國民黨調查科的內線楊登瀛送來情報,說一個名叫史書元的紅軍叛徒從江西蘇區逃到上海,隱藏在一品香旅社,正在找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聯繫,要出賣情報。

中央特科派人祕密包圍了一品香旅社,準備把叛徒抓起來。陳賡爲現場指揮,二科副科長劉鼎扮作楊登瀛的專家,陪他進入旅社參加宴會,偵察監視史書元的行動;歐陽新以記者身份進入旅社“採訪”,準備執行抓捕。

但是,敵特機關發現情況有異,叛徒被保護溜掉。歐陽新等幾位同志被抓到巡捕房。

歐陽新開始演戲,在巡捕房滿口英語,哇哩哇啦,向巡捕抗議他們無故捕人,說他是記者,聲稱要給外國某大使、某領事打電話。巡捕不摸底細,看他很像白種人,“來頭不小”,又沒搜出任何可疑證據,只能任他連蒙帶唬地,然後利索把他放了。

特科第一時期——蒐集軍事情報

1930年夏天,“立三路線”主導下的中央準備在上海發動武裝暴動,命令特科調查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在上海的軍事、政治等情況。

在陳賡帶領下,歐陽新參加了這次情報蒐集。他以記者名義出入駐在上海的外國兵營,調查外國駐軍的軍火倉庫,蒐集上海外國駐軍和國民黨軍隊的部署情況,彙編成一冊《上海情況資料》,報送中央軍委參謀長劉伯承。

建國後,劉伯承有一次在北京見到陳賡還說:你們在上海爲暴動準備的那一套材料,真不簡單哪!

特科第一時期——李克農的上線聯繫人

歐陽新在一品香旅社被捕獲釋後,擔任了李克農的上線聯繫人。

當時,李克農和錢壯飛、胡底組成的三人小組打入了徐恩曾的特務系統。李克農在特科的領導是陳賡,歐陽新就擔任陳賡與李克農之間的聯繫人。按約定時間與李克農會面,傳遞情報與上級指示。

1931年4月26日,錢壯飛得到顧順章叛變的情報,從南京傳送給李克農後,那天不是歐陽新與李克農約定的會面日期,李克農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打破常規,通過江蘇省委聯絡點聯繫上了陳賡,將情報及時報告了中央。

特科第二時期——擔任潘漢年的助手

顧順章叛變後,陳賡轉移,潘漢年接替陳賡擔任特科情報科長,歐陽新擔任潘漢年的助手。

中央特科着手挽回顧順章叛變造成的損失,努力重建祕密情報關係。歐陽新通過在上海市社會局的熟人吳漢祺,在法租界巡捕房和淞滬警備司令部開始發展新的情報關係。

吳漢祺是歐陽新給陳友仁做翻譯時認識的,如今是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吳醒亞手下的情報人員。

當時陳友仁正在上海,和宋慶齡、鄧演達等人一起反對蔣介石投靠帝國主義的反共獨裁政策,國民黨就臆造了一個“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帽子扣到了陳友仁的頭上。歐陽新將計就計,找到吳漢祺,說自己還在陳友仁手下做事,掌握中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要黨務,與歐美各國社會民主黨以及國際勞工組織也有聯繫。說彼此在“反對共產黨”、“反對第三國際”的目標上是相同的,可以一起合作。

正好這時有一個國際勞工組織的代表團在華活動,歐陽新就說他正爲此忙得不可開交,代表團要他蒐集中國赤色工會和中國共產黨的情報,報酬很高。

吳漢祺來勁了。他一是急於從歐陽新手裏獲取“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情報,好向吳醒亞表功。二是他生活奢侈,開銷很大,正亟需一筆錢“救急”,聽說有人高價買情報,立刻答應按照歐陽新的要求蒐集情報。

歐陽新於是通過吳漢祺認識了在法租界巡捕房做翻譯的徐某,歐陽新要求徐、吳幫忙從警備司令部和社會局花錢蒐集一些共產黨員被捕後的口供材料。後來徐某幫他找到了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的一個錄事,歐陽新答應論件給錢。

特科第二時期——獲得向忠發叛變的口供

1931年6月,向忠發在上海被捕,黨中央正在着手營救,不料得到向忠發被捕後第三天就被祕密處決的消息。黨中央又開始準備開追悼會,這時又得到向忠發已經叛變的消息。

既然已經叛變,爲何又被處決?中央對向忠發是否叛變的情況一時難辨真僞。

事關重大,周恩來要求一定要取得確鑿證據才能下判斷。任務交給特科,特科將任務交給歐陽新。

歐陽新要那個錄事設法抄錄向忠發的口供。幾天後,那個錄事通過出庭的另一個錄事,將向忠發的全部口供偷錄出來。(現在也有文章寫道,口供是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的鮑文蔚獲取的。這個說法應是誤傳。因爲向忠發被捕叛變時,鮑文蔚還在法國留學,他回國是在一年之後了。後文還將寫到鮑文蔚。)

周恩來初看這份口供,曾經懷疑是不是敵人僞造的。經過仔細研究,發現許多隻有中央少數領導人才知道的機密,都在口供中暴露了,這才確定向忠發確已叛變。

特科第二時期——董健吾的單線聯繫人,參與照料革命後代

紅色牧師董健吾是陳賡離開特科時交到潘漢年手裏的“關係”,一直由歐陽新單線聯繫。

董健吾夫婦在黨組織安排下,辦了一個專門撫育收養革命烈士和中共領導人在滬子女的大同幼稚園。

1931年顧順章叛變後,大同幼稚園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注意、監視。1932年春,爲安全考慮,黨組織決定解散大同幼稚園,將原入托的毛澤東之子毛岸英、毛岸青交由董健吾夫婦撫養(毛岸龍已於1931年5月底或6月初患病夭折)。

這個決定,就是由歐陽新傳達給董健吾的。

此後,毛岸英兄弟轉換居住地點,也由歐陽新負責通知聯絡。

特科第三時期——鮑文蔚的單線聯繫人,回憶裏的“李胖子”

鮑文蔚和潘漢年是同鄉,1932年3月鮑文蔚從法國留學回國,按照潘漢年的安排,進入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當外文祕書,爲特科提供情報,做了許多工作。

1934年,上海白色恐怖加劇,鮑文蔚按照組織安排離開警備司令部,到北京中法大學教書,脫離了特科工作。

解放後,鮑文蔚想找人證明他的這段革命歷史,最直接的證明人就是潘漢年。但是,因爲潘漢年陷入冤案,等到平反人已去世,鮑文蔚就一直沒能找到一個可靠的證明人。

其實,他爲特科從事情報工作的那段歷史,還有一個非常有力的證明人,只是他實在想不起那個人名字了。那就是他當時的單線聯繫人。在他歷經幾十年歲月洗刷的記憶裏,他隱約回憶當時叫他“李胖子”

李胖子是誰,他的真實姓名是什麼?鮑文蔚和子女們在上世紀80年代找到健在的特科工作人員,但是,大家都不記得有一個人叫“李胖子”。

直到鮑文蔚回憶起當年的一件事情。

大約是在1934年初,李胖子交給他辦一件事,到西藏路上的某家大飯店,在五層樓某號房間的對面租一間客房。租房子做什麼,李胖子沒有告訴他,按照紀律,他也沒有詢問。因爲他是警備司令部的人,租房子方便。數日後,李胖子又讓他把房間退掉。

退掉房間後沒幾天,鮑文蔚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日前上海地下黨將市公安局的某位要人處決在西藏路那家大飯店的電梯內,而死者在飯店的常租房就是五樓的某號房間。鮑文蔚這才意識到,自己配合特科紅隊處決了一個大特務頭子。

其實,讓鮑文蔚租房間的那個李胖子,就是歐陽新。

特科史料記載,那次處決行動是歐陽新組織實施的。整個行動,都由歐陽新一人直接與每個參加者單線聯繫,單獨佈置任務。

那時潘漢年已經離開上海去了中央蘇區,特科由武胡景負責,歐陽新擔任副手。那次行動由歐陽新一手組織,他指定董健吾負責偵察對象的行蹤;董健吾夫人鄭蘭芳負責運送武器;鮑文蔚負責在飯店租房,供紅隊隊員藏身和接收武器;紅隊隊長龔昌榮和另一名隊員負責執行。

爲了保密,行動參加者一律不得橫向聯繫,互相都不知道其他人員的情況。

歐陽新分頭把任務通知到每一個人。

歐陽新個子高,塊頭大,有的同志就叫他“大塊頭”,鮑文蔚可能由此把他記成了“李胖子”。

1935年2月,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無法立足,按照黨組織安排,歐陽新與武胡景等人一道離開上海,去了蘇聯。

十分不幸的是,歐陽新到蘇聯後,受蘇聯共產黨清黨的影響,1937年夏被捕,隨後被冤殺。

他沒有留下任何身外身內之物,沒有墳墓,沒有遺骨,沒有照片,沒有真實的姓名。

只是傳說:他本來姓劉,是湖北人。

對他活動經歷的最早傳說,就是大革命時期曾給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當過翻譯。

此前再早的經歷,他的出生日期,他的父母家人,他何以會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他的求學經歷,他如何去的陳友仁處,怎麼到的蘇聯,他的許多身世經歷,至今都是一個難解之謎……

他只留下一個化名,歐陽新,以及他的事蹟,流傳於世,讓人難以忘卻,難以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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