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交警攔下陳賡要求蹭車，陳賡下令開到市政府：把呂其恩叫下來

前言

新中國成立伊始，斯大林曾向毛澤東建議，建立一所集陸海空爲一體的軍事學院。

只不過，朝鮮戰爭匆匆來襲，而朝鮮戰爭之後，毛澤東更是意識到了建立這所軍事學院的必要性。

我軍使用的坦克、飛機、火箭炮基本都是蘇聯生產的，連負責維修的相關人才都沒有。

每次聽到彭德懷彙報朝鮮戰場的情況時，毛澤東就在想：辦一所高等軍事學院已經迫在眉睫了。

圖丨毛澤東

哈軍工的建立

1952年，粟裕根據我軍軍工情況，向毛澤東建議：建立一所軍事技術院校。毛澤東欣然同意，並反問有沒有合適的人選。

粟裕神祕一笑，手指往東北方向指了指，“還有比陳賡更適合的人嗎？”

毛澤東瞭然，哈哈大笑。

就這樣，此時正在朝鮮戰場上的陳賡被一紙調令調了回來。

1952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齊聚中南海，接見剛剛回國的陳賡。陳賡一看這架勢，心裏七上八下的在想是什麼事。

毛澤東首先問他朝鮮戰場的戰況，陳賡認真作答，

“雖然我軍將士不怕喫苦不怕犧牲，但是和美軍的武器裝備差距過大，就算繳獲了一些新東西，也因爲不會使用，而使它們變成一堆破銅廢鐵。”

圖丨陳賡

看來，大家都想到了一塊。於是，毛澤東順着陳賡的話引出了陳賡此次回來的任務，“那我們就辦一所高等軍事技術院校，由你牽頭，當院長和政委，給國家培養軍事人才。”

陳賡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他趕緊站起身，“不行不行，我是行伍出身，辦學和打仗可是隔行如隔山，我怕辦不好。”

毛澤東笑着問他，“你辦不好，誰能辦好？有困難找總理，還有蘇聯顧問的幫助，憑你陳賡的聰明才智，肯定辦得好。”

周恩來接過話頭，“你在黃埔軍校上過學，還辦過紅軍步兵學校，帶過紅軍幹部團，你幹不了，別人連你這點經驗都沒有，就這麼定下了。”

見毛澤東和周恩來這麼相信自己，陳賡也不再推辭，他立正敬禮，“請主席和總理放心，不辦好這個高等軍事技術院校，我決不罷休！”

圖丨周恩來

後來，陳賡便開始全身心爲此事奔走。

關於名字，周恩來從保密方面考慮，建議去掉“技術”二字，於是，名字定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

至於校址，最開始，陳賡是想把校址選在北京的，因此，哈軍工籌委會的辦公地點就選在了北京市西城區靈境衚衕41號。

陳賡每天都在這個小四合院中調兵遣將，指揮各路人馬向北京集中。

7月底，第一批蘇聯客人到達北京，他們是哈軍工的首席顧問奧列霍夫及隨行的專家組。

圖丨奧列霍夫

蘇聯專家見到陳賡後，給出的第一個意見便是將校址定在哈爾濱。

他們認爲，哈軍工應該臨近我國近現代國防工業及工科大學，而哈爾濱，有中央指定作爲全國工業大學典型示範的哈爾濱工業大學。

而且，蘇聯當時援建的大批重點國防建設項目也都在哈爾濱，這也爲哈軍工的辦學和學員實習提供了便利條件。

9月5日，應陳賡請求，國務院召開聯席會議，專門討論哈軍工的籌建問題。

會議上，陳賡向在座的各位一一抱拳，“我才疏學淺，寢食難安，懇請各位軍政首長扶我一把……”

陳毅率先表態，

“諸位老總，我有一條建議，今後，我們的子女高中畢業了，要帶頭報考哈軍工，這樣會影響社會，使青年學生們也跟着報考哈軍工，讓全社會都知道建設現代化國防的重大意義。”

圖丨陳毅

會議結束後，陳賡一行人便去了哈爾濱選校區，最後選定了南港區原哈醫大傳染病院的舊址。

哈軍工校區的勘定和規劃都是由陳賡親自參與的，他在裏面轉了一大圈，建築的總體佈局就定下來了。

後來，他還聽說哈爾濱鐵路局的蘇聯專家陸續搬走後，把大和旅館空了下來，於是，陳賡開始各種“堵”周恩來，讓他批准將大和旅館交給哈軍工。

11月5日，陳賡拿着報告回到北京。當時，周恩來正在開會，中間休息的功夫，周恩來去了洗手間，陳賡就一路跟到了洗手間門口。

等周恩來一出來，陳賡馬上“堵”住周恩來，“請總理批一下吧，晚了我怕抓不到了。”

周恩來接過報告，“什麼事啊，連解手的時間都不放過我。”

“你不是要求我抓緊時間建設哈軍工嘛。”

周恩來笑了，“你真是有辦法，找到廁所來要我辦公，這是你的發明，以後應該寫到你的自傳裏。”

隨後，周恩來批准了陳賡的請求，大和旅館便成了蘇聯專家們的宿舍。

圖丨大和旅館

不過，對於一所學校來說，最重要的還是教學質量，因此，師資力量不容小覷。

早在陪着蘇聯專家們選校址的時候，陳賡就已經在各地搜尋軍事科技專家了。後來，他更是直接向中央軍委要來了軍事科學研究室。

籌備哈軍工之初，陳賡已經請到了彈道學家張述組、機械和火藥專家沈正功、空氣動力學專家馬明德和嶽劼毅、電子學專家周祖同和火箭專家任新民。

有了這6位熟悉全國教育、科技情況的專家，陳賡心裏有譜了，隨後，他懇請諸位提出請調名單。

拿到請調名單後，陳賡又去找了周恩來，周恩來批示後，他又四處奔走去各單位落實要人。

對於要人，陳賡是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多說好話，商量辦事，不要拿着調令壓人，要考慮人家的困難，不要只考慮自己需要。”

圖丨曹鶴蓀

很快，上海教育界知名人士曹鶴蓀便收到了調令，說來也巧，1952年初，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的航空專業合併，在南京組建了華東航空學院，特聘曹鶴蓀主持教務。

華東航空學院連宿舍都幫曹鶴蓀安排好了，沒想到，調令來了，華東航空學院只能忍痛割愛，放曹鶴蓀去哈軍工。

這些請調名單中，除了各界“大佬”們，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專家，他叫沈毅，曾是國民黨第三戰區少將專員和團長，解放戰爭時期隨部隊起義，解放後去到炮兵學院工作。

後來，他因犯了錯誤被判處死刑，陳賡知道後，很是可惜，“人才易失難得，何不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

想到這裏，陳賡找到董必武，好說歹說留了沈毅一命。死刑判爲死緩，沈毅哭得泣不成聲，他說自己死有餘辜，陳賡則說，“犯了錯誤就改，以後好好幹。”

到1953年3月，已經有64名教授、講師到達哈爾濱，準備爲哈軍工獻力。

圖丨陳賡

囂張的交警

1953年6月的一天，陳賡準備去哈爾濱市政府辦點事。

坐在車上的時候，陳賡還滿腦子都是哈軍工，此時，教師已經全部到位，學校也已破土動工，就連招生也在緊鑼密鼓進行中。

正當陳賡想得出神的時候，一個急剎車打斷了他的思緒，原來，是一名交警攔下了陳賡的專車。

陳賡還以爲是司機違反了交通規則，剛準備開口詢問，交警打開後座車門坐了進來。

坐在副駕駛的警衛員張了張嘴，想要詢問對方是什麼意思，交警先開口了，“去市警察局，快點走！”

圖丨陳賡

行雲流水的操作和蠻橫無理的態度令司機和警衛員目瞪口呆，警衛員被激怒了，他剛準備呵斥，卻看到了陳賡阻止的眼神。

然後，陳賡一臉平靜地交代司機，“正好順路，一起走。”

車開動了，交警舒舒服服的坐在車上，一點沒察覺到氣氛有些不對，他大大咧咧的想要跟車上的三個人搭話，結果沒人搭理他。

見狀，交警還不服氣的“哼”了一聲，一點不尷尬的在車裏左看看右瞧瞧。

陳賡用餘光掃視着這人的一舉一動，看他熟練的樣子，想必攔車蹭車已經是家常便飯了吧，想到這裏，陳賡臉色陰了下來。

沒過多久，車停下來了。交警透過窗戶往外一看，發現不是公安局，而是市政府，他還生氣了，“你怎麼開的車？不認識路？”

還是沒人搭理他，尤其是陳賡，連個眼色都沒給他，只是交代警衛員，“去把哈爾濱市長呂其恩叫下來。”

呂其恩得到消息後，一臉懵地下了樓。來到陳賡面前，陳賡也沒廢話，“這是你的兵，濫用職權，肆意攔車，你看着辦吧。”

說完，扔下冷汗直流的交警和呂其恩走進市政府大樓。

圖丨呂其恩

呂其恩其人

呂其恩看着面前瑟瑟發抖的交警，氣不打一處來。1952年12月，他剛剛被任命爲哈爾濱市長，正愁沒有典型好好整治一下“官僚主義氣息”呢，陳賡就把這人送到了自己手上。

很快，哈爾濱展開一場“整風運動”，要求各級機關單位嚴格要求自己，杜絕官僚作風。

在呂其恩的嚴格整頓下，哈爾濱各級政府的風氣煥然一新。

說起呂其恩這個人，也算是老革命了，所以，他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也是和陳賡一樣，完全零容忍的態度。

圖丨九一八事變

1911年，呂其恩出生於遼寧長海縣王家島山東屯的一個漁民家庭，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21歲的呂其恩懷着對日寇的滿腔仇恨，南下山東，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他去了煙臺八中讀書，這段時期，他閱讀了很多的馬克思著作，漸漸對共產主義產生興趣。

1933年，呂其恩和同學們組織了讀書會，還辦了《鳴鋒》雜誌宣揚革命道理。不料，雜誌遭到反動派干預，年底便被迫停刊。

第二年，呂其恩又創辦《原草》，在發刊詞中，他氣憤地寫道“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雖然，此時的呂其恩已經開始參與一些革命活動，然而，他的身份卻還只是一名學生。

圖丨徐明娥事件

不料，1935年發生了一件事，直接迫使呂其恩徹底走上革命道路。那一天，煙臺的幾所學校一起組織學生們春遊。

真光女中一個名叫徐明娥的女學生在和同伴們玩耍時，被國民黨煙臺公安局警士孔繁樹盯上。

孔繁樹企圖姦污徐明娥，徐明娥拒辱呼救，不料孔繁樹惱羞成怒，開槍打死徐明娥。

這件事引發了煙臺全市學生的強烈不滿。不久後，呂其恩等人組織師生們遊行，在公安局門口高呼“嚴懲殺人犯，爲徐明娥同學報仇”的口號。

最終，當局答應負責徐明娥的殯葬費和撫卹費，殯葬時讓孔繁樹身穿孝服向徐明娥叩頭。

“徐明娥事件”算是取得勝利，然而，同年7月，呂其恩等主要組織者被無理由開除。

之後，他們幾個人來到北京尋找黨組織。在北京，他認識了共產黨員李曉峯，並在他的介紹下加入共產黨。

入黨後，呂其恩成爲我黨的祕密交通員，並參與過幾次學生愛國運動。1936年6月，呂其恩接到組織指示，要他回煙臺工作。

12月，呂其恩任膠東特委書記，積極組織抗日活動，準備抗日武裝。

1937年七七事變後，呂其恩在膠東各地區組織了一個又一個小“蘇區”，爲抗日武裝起義打下基礎。

24日，天福山起義大獲成功，隨後，隊伍轉至嶺上村時，遭到國民黨反動武裝的攻擊，29人被捕。

關鍵時刻，呂其恩建議發動威海起義。1938年1月15日，威海起義爆發並取得勝利。

隨後，威海起義部隊和天福山起義部隊被合編爲“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第一大隊”，膠東軍政委員會也由此成立，呂其恩任副主席。

1938年2月3日，日寇佔領煙臺，隨後兵分兩路佔領整個膠東，2月5日，東路佔領牟平城。

2月13日，一大隊攻打牟平城取得勝利，然而，代價慘烈，領導層不是犧牲就是受傷，黨軍政的重擔全部壓在了呂其恩身上。

呂其恩化悲痛爲力量，率部西上，繼續開闢抗日根據地。3月19日，呂其恩打下福山城，在軍事和政治的雙層攻勢下，說服縣長聯合抗日。

隨後，他創建了蓬、黃、掖抗日根據地，爲膠東解放區的鞏固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圖丨七大

1939年9月，呂其恩當選“七大”代表，花了一年時間，呂其恩才和同志們到達延安。

由於“七大”延期召開，呂其恩去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後來又被調到中央黨校學習，參加整風。

1943年3月，呂其恩被調任中央黨校校務部任副部長。一直到1945年4月，“七大”才重新召開，呂其恩也懷着激動的心情，參加了大會。

七大閉幕後，呂其恩回到了膠東，隨後，他組織起挺進東北先遣支隊，回到了他的家鄉王家島，不久後，被日寇佔領14年之久的王家島解放了。

1945年，中共安東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呂其恩任市委書記兼市長。1946年4月20日，呂其恩當選爲安東省副主席。

1947年1月，呂其恩沿江北上，到過朝鮮，轉戰通化，參加了“四保臨江”的戰役。

圖丨四保臨江

6月，安東第二次解放，呂其恩依舊任中共安東市委書記兼市長。

新中國成立後，美帝國發動朝鮮戰爭，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12月，呂其恩被派往志願軍後勤部檢查組工作，隨後，他就任志後五分部部長兼黨委書記。

在呂其恩的領導下，五分部被譽爲“打不斷、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多次受到志司和志後的表彰。

1952年12月，呂其恩任命爲哈爾濱市長，他在哈爾濱27年，將哈爾濱建設成爲一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城市。

1979年7月18日，呂其恩在哈爾濱逝世，享年6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