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會陷入歷史輪迴嗎?

現在經常有人把今天的全球經濟危機和20世紀三十年代引發二戰的那次做類比,不過它對世界走勢的影響會更像1873年的那次,也就是第一次全球經濟危機。
爲什麼這麼說?
因爲1929年經濟危機是在一戰的殘局上影響世界的,而1873年的的經濟危機是終結了資本主義的第一個全球黃金時代,在此之後的一個世紀內,這個世界都沒有恢復到1850年到1873年的那個時代對於社會進步和財富增長的自信。

同樣這次經濟危機也終結了一個新的黃金時代,這個世界在未來的幾十年內都無法恢復到從上世紀80年代末至危機爆發之前的那種樂觀情緒中。

第一輪全球化是大英帝國在拿破崙戰爭之後開啓的,到1850年之後,開始形成巨大的規模,到了1887年經濟危機之後達到頂點,而後經濟保護主義逐漸抬頭,總結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全球大同化。第二輪全球化是二戰之後美帝主導的,在1980年之後,開始形成巨大規模,到了2009年時達到全球化的頂點。

全球化從頂峯而跌落,除了經濟危機使各國爲了保護自己的工業和工人就業,而不得不採取貿易保護主義之外。

還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是,每一輪全球化都要有一個主推的霸權性力量,第一輪是英國,第二輪是美國。

最開始的時候,主推工業國出於巨大戰爭紅利和製造業規模,擁有足夠的力量推動全球化,並且從全球化帶來的國際市場和更廉價的原材料中獲益。但是隨着時間的繼續,其他國家也在工業化的道路上追趕,但是全球化制定國際遊戲規則,雖然客觀上有利於處於最領先地位的那個國家,但是總體來說,這套體系降低了交易成本,加速了資本從發達地區向不發達地區的轉移速度,從而開闢新的市場和更廉價的原材料。所以追趕國家,雖然對自己的地位並不滿意,但是依然會擁護這套體系。

但是一旦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對現有的可開發區域的開發殆盡,全球化帶來的做大蛋糕的紅利減少,那麼後起國家就有自己的小算盤了,在加上一場大規模經濟危機的刺激,那麼最後保護主義就會逐漸重返舞臺,蠶食全球化的成果。

在1887年前的維多利亞時代時如此,就像凡爾納小說《八十天環遊地球》裏體現的那種世界變小,大規模的鐵路和航運讓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區都得到開發。同樣在2009年之前的世界也是如此,當時世界上的幾乎所有經濟體和經濟區域,除了少數戰亂區域之外,都已經投入全球化。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全球容易開發的市場和資源都已經被利用起來,容易取得紅利都已經賺取,沒有什麼新的紅利可以刺激全球化繼續的熱情。

第二點是,在主推的霸權國家內部的反對聲音。隨着全球化的推動,無論是當年的大英帝國,還是今天的美帝,都會以工業出口轉變爲資本輸出,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國際資產階級,他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但是隨着產業的空心化,作爲本國的人民由全球化獲得收益卻在減少,最後這些人就會和一些沒有全球化的國內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形成反全球化的力量,比如現在美國的民粹和特朗普的聯盟。在維羅利亞晚期,很多英國國內工業家也是加入了反對全球化的的勢力中,他們是支持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這兩點就決定了全球化的無法繼續。

200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是整個事件的轉折點,它代表了二十多年的全球化紅利已經枯竭。

如果做個簡單的比喻的化,那麼資本主義經濟就像是在做蛋糕,如果想要把蛋糕做大,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的麪粉、雞蛋和奶油。

同樣西方的發達國家經濟體也是一樣,爲了把蛋糕做大,就必須把更多的勞動力、市場和資源納入到他們的經濟體系內,這就是全球化,通過把中國、印度、越南等更多的國家對接到國際的共同市場裏,提高了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

在21世紀的頭十年裏,除了朝鮮、緬甸等少數幾個“隱士國家”,幾乎世界上所有的市場、勞動力和資源都已經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全球化的紅利已經達到了盡頭。

另一個方法就是採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去做蛋糕,後者要複雜的多,並且有出錯的風險,所以在簡單的方法有效時,沒人會想到一個複雜的方法。

而且這種方法往往就代表着民族國家的進一步強化,因爲它需要把更多的資源用在國民的教育和健康方面,並且要激發出國民對國家的熱愛,更好的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往往意味着對階級關係的調整。

這兩種方法,在歷史往往交替充當主流,在19世紀中葉由大英帝國主導的第一輪全球化終止與187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在這次經濟危機之後,繼續企圖在全球化道路上勉強支撐的英國逐漸衰落,而率先擁抱了民族主義的德國開始迅速縮短了和英國的差距。

同樣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也代表着,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由美國主導的一輪全球化走到盡頭。從此之後,全球民族主義的崛起並不意外,相反,這一點完全符合歷史規律。
  大英帝國能不能避免分裂?
一些細節問題是難以回答的,但是他們絕對有機會避免南方殖民地走向獨立,因爲南方殖民地和英國的經濟互補性非常強,他們向英國出口菸草、靛青以及各種亞熱帶作物,向西印度羣島出口大米和小麥。
南方精英階層向來是親英的,而且他們對平民階層的控制能力要遠遠強於北方,小種植園們非常依賴於他們富有的鄰居,而在北方富人大多數居住在城市裏,他們不是工商業者,就是不在籍的地主(把土地出租或者交給管家處理,自己過着享樂生活),對於內地農村裏習慣了使用武器和自我組織的農民們沒有駕馭能力。

  不過英國的議會把一切都搞砸了,這是他們政治體制的必然結果,議會自稱代表人民,實際上是着一系列不同的經濟利益集團,這些利益代言人竭盡全力的爲小集團的利益服務。
英國的地主認爲地產稅實在太高了,貿易商憎恨新英格蘭商人的競爭,東印度公司希望懲罰肇事者和把茶葉賣出去,一片憤怒的情緒中,希望得到西部土地上毛皮貿易權的投資者們自然會認爲機會來了,而其他人也認爲俄亥俄的問題並不影響自己的利益,在議會中多一批盟友總是有好處的,所以就會有這樣的一個《魁北克法案》出現。

  一大堆人享有政治權力,但是卻沒人需要對政治行動的後果負責,最後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但是如果把政治權力集中在一個或者幾個人手中是否能夠產生更好的效能?
如果能找到適當的人選的話,確實在一定時期內可以達到這種效果。但是任何人都不是三頭六臂,當政治權力被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的時候,那麼他們就不得不依賴於一支龐大的官僚隊伍來治理國家,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官僚隊伍會逐漸“成熟”,他們會內部通婚,自我繁殖,阻斷信息向上傳達,自下而上的篡奪權力,形成一個“官僚精英”階級,這同樣是一個只享有權力而不需要對政治行爲的後果負責的新型精英階級(抑或是舊型精英階級)。

  兩種精英統治相比,似乎第一種的好處是,這些精英是企業的股東、大公司的金領、金融高管和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以及爲這些人搖旗造勢的學術精英等等、他們關注於社會財富的增長,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精英的統治可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有利於經濟的增長,但是這種經濟增長未必會帶來社會總體幸福感的增長,就如今天的英美社會一樣,連續二十多年的經濟繁榮卻讓大多數工薪階級的生活變差了,可預期壽命縮短了,於是他們寧可摧毀這種經濟增長,正如英國脫歐的公投的結果,以及唐納德.特朗普和傑雷米.科爾賓那樣極端政治人物的快速崛起,最終仇恨、民衆普遍的貧窮、資本的激增和消費的不足會摧毀所有的一切。

  現在普遍存在兩種非常幼稚的看法是,第一種精英統治可以用來醫治第二種精英統治的弊端,而第二種精英可以在第一種精英統治無以爲續的時候,醫治第一種精英統治的弊端(有一些成功的例子,遠如拿破崙三世之於法國,近如埃爾多安之於土耳其,當然也有一些不成功的例子比如查韋斯之於委內瑞拉)。
實際上在官僚精英統治的同時,只要經濟在發展,那麼必然同時存在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社會其他精英的存在,第一種精英取代第二種精英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奪權過程,這個過程結果是消滅了相當一部分精英。
而第一種精英統治被終結時,往往是由一羣非精英階層出身的官僚來統治,這實際上也是一個縮小了精英階層的力量和利益(就像土耳其政變一樣,軍官發動政變,埃爾多安卻要敲打大學校長一樣,因爲兩者是來自同一個社會階層,所以當你要消除精英階級的影響時,就必然要避免使用這個階層出身的人選),兩者實際上是解決同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精英階層佔有的權力和利益過度的龐大,以至於社會和經濟都無法承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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